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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50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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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 年5 月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左侧为精装版,右侧为简装版。(本刊记者 王德民 摄)

  50年前的5月1日,《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因大多采用红色塑料封皮,被人们称为“红宝书”。在此后的十余年间,《毛主席语录》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人人都会高举一本《毛主席语录》,男女老少都会背诵其中段落。人们唱的是语录歌,做的是语录操,跳的是语录舞。《毛主席语录》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

  50年来,“红宝书”经历了从内部发行到风靡全球,从走上神坛到走进拍卖会的历史巨变。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思考现实和未来。史学家范文澜说:“不遗忘每一个对历史的贡献,也不宽容每一个对历史的障碍。”

  问世

  最初编纂《毛主席语录》的是《解放军报》,直接参与选编工作的是当年解放军报社的编辑田晓光,如今她已离世。她的女儿韦梅雅也曾在《解放军报》工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探讨《毛主席语录》现象。5月12日,韦梅雅在家里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讲述了《毛主席语录》编发的始末。

  韦梅雅说,《毛主席语录》的问世,要从林彪说起。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明确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当时,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是党内的共识,但至于怎么学习,有不同的观点。“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就主张应该系统地学习,但林彪提出了精选语录的方式。”韦梅雅说,“林彪主张在报纸上选登语录,是将他的学习方法推广到全军。林彪做事喜欢‘一竿子插到底’,他希望毛泽东的指示、中央的精神能够通过报纸直接与部队官兵见面。当时基层官兵的文化水平有限,采取语录的方式学习毛泽东思想易于被基层接受。”

  当年,田晓光在《解放军报》资料室负责马、恩、列、斯、毛语录资料的整理工作。在报社里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田晓光根据第二天报纸的宣传重点,负责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

  1961年劳动节当天,《解放军报》首次在报眼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

  此后,《解放军报》每天配发一条从毛主席的著作、讲话、文件里面挑选出来的语录。因为通俗易懂,这些单独的一条条语录深受官兵们欢迎。韦梅雅告诉记者,当时军队基层常组织班会学习这些语录,不少战士把报纸上的语录剪下来,有的单位把语录抄到黑板上,放在活动室或显眼处供大家做笔记。

  但这样还是不方便,部队很多人给报社写信反映,希望将《解放军报》上发表的毛主席语录集成小册子下发以便学习。于是,田晓光就向报社领导提出,想为部队编一本《毛主席语录》。1963年12月20日,《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去参加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报社想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到了会上。总政领导同意了,并提出这本册子必须在会议结束前编出来,作为会议文件下发,以便征求会议代表的意见。

  “时间非常紧迫。我母亲那时候已经有了我们4个孩子,我当时在上小学。后来听母亲说,他们在新年到来的那个晚上工作了一个通宵,终于在新年第一天,手捧散发着墨香的《毛主席语录》印张,心里感到无限的快慰。”

  1964年1月5日,征求意见本出版,16开本,共设23个专题,名为《毛主席语录200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们认为毛主席的语录不只200条,以后还会增加,所以书名就去掉了‘200条’,定为《毛主席语录》。这个版本的前言,是由我母亲起草的,经过唐平铸审定,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表。”

  后来根据代表们的意见,田晓光又花了5天的时间进行增补,设了25个专题,收入267条语录。1月10日,《毛主席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和先进单位征求意见。

  1964年5月1日,《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印成52开本下发部队,这种小开本是为了方便战士携带,可以随时学习。刚开始发放范围是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但部队强烈要求发到每一个战士。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这样就实现了全军人手一本。

  1965年8月1日,《毛主席语录》再版发行,内容再次增加,设立33个专题,定为427条,共8.8万字。这个版本的前言由唐平铸重新撰写,增加了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段论述,并经过总政和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修改,署名仍是“总政治部”。在这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前,解放军报社曾建议林彪为《毛主席语录》题词,并建议他最好写雷锋自勉用的几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结果林彪少写了最后一句。

  1966年“文革”开始后,需要根据对毛泽东思想新的评价改写《毛主席语录》。这版前言仍由唐平铸改写,增加了新的评价和林彪“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言论,署名改为林彪。这一版本也成为后来流传最广的版本。

  推广

  《毛主席语录》一出版,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最初,出版《毛主席语录》是为了在军内学习使用,书中都注明了内部发行。但当时各界都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的干部被派到地方指导工作,也把这些语录带到了地方,所以形成了全社会都向军队要《毛主席语录》的盛况。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来要,后来派人来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韦梅雅说。

  田晓光在世时曾回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也派人来要。最先是朱德,书出第五天,即1964年5月5日,就派人到军报来要。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先后来要。当时有很多地方干部到军队交流,就悄悄带回工作单位去。安徽省委还希望能够获得纸型,可以自己印发。”

  《毛主席语录》能够在全国迅速推广开来,毛泽东本人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母亲对我讲过,1964年版《语录》刚出版,毛主席就派人打电话来索要。这说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这本书。”韦梅雅说,“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也曾给《解放军报》打电话,说毛主席同意把语录纸型给安徽省委,让他们自行印刷。这就开了一个大口子。”

  1966年8月初,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毛主席语录》。当时许多单位以公费购买,或以会议文件及奖品形式免费发放给个人。人们把《毛主席语录》当作为礼品相互赠送,甚至有人在子女结婚时,将它作为珍贵的嫁妆或聘礼。

  过头

  令田晓光等人没有预料到的是,《毛主席语录》迅速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韦梅雅说:“当时人们可以饭不吃,觉不睡,但《毛主席语录》不能不背。像我这样十几岁的小姑娘,只要拿着《毛主席语录》到了公交车上,大声说:‘大家都拿出《语录》来!’全车的人就都要拿出来,如果有人拿不出来,全车人都可以批判他,问他是什么出身,是不是‘黑五类’。如果我说:‘请大家翻开《毛主席语录》第某某页某某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大家就都要跟着大声朗读。可以说,《毛主席语录》就是当时人们的护身符,只要出门就必须携带。”

  当时,有些作曲家为毛主席语录谱曲,写成“毛主席语录歌”,北京体育学院等单位还编排了“毛主席语录操”,这些都加快了《毛主席语录》在全国的普及。

  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谈到《毛主席语录》,都会提及:“去商店买东西,不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商店是不卖给你的。”韦梅雅也印证了这一点。她还说:“我们平常和人打交道,见面寒暄也要先引述一句毛主席语录。”

  如果毛泽东思想学得好,可以评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那在当时是极大的光荣。人们普遍都在《毛主席语录》的激励之下,争当先进。而学习和使用《毛主席语录》的花样更是繁多,较为常见的是“打语录仗”。“文革”初期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童小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一次周恩来亲自参加的“语录仗”。

  当时,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要在怀仁堂东边一个食堂批斗童小鹏,但那个食堂离毛泽东住地较近,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担心影响毛泽东的休息,要造反派换到西边的食堂去批斗,但造反派不听。汪东兴向周恩来反映后,周恩来亲自来劝说,但造反派仍咄咄逼人,还引用毛泽东语录说:“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这时,周恩来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很熟练地翻到“纪律”专题,念道:“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造反派听了,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只好收兵。

  在学校,《毛主席语录》成了教材。1966年,全国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学生和中学生成为“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他们停课、串联,带着《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各地免费吃住,免费坐车,结交一大批同龄人,然后从四面八方涌入北京,涌进天安门广场。1966年8月到11月,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那万众欢呼的红色海洋,是时代的影像,为世人所熟知。

  丁涣芝是湖北人,1956年出生,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她每天在外衣的左胸口处别上带“红小兵”字样的小布块,拿着比手掌大一点的《毛主席语录》去上学。7点,全校师生整整齐齐地站在操场上,对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肖像画,开始 “早请示”。在丁涣芝的记忆中,“早请示,晚汇报”其实就是一边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跳“忠字舞”。

  全班60多个同学,丁涣芝是选出来的“排长”,还是全校“红小兵司令部”的一员。“早请示”完毕,她对着手中的《毛主席语录》,踮起脚尖,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抄上一句。然后,语文老师走进教室,开始一小时的早读课,内容就是讲解这句语录。碰到功底不错、了解党史军史的语文老师,能把一句语录的诞生背景、原文出处、写作特点娓娓道来,让十来岁的红小兵们听得津津有味。下午放学时,丁涣芝还要带着同学们回到操场上进行“晚汇报”。依然是再跳一次“忠字舞”,然后集体朗诵今天学会的语录。

  上至领袖,下至孩童,人人都学习“红宝书”,那是一种巨大的时代力量。

  缺纸

  韦梅雅说,当年《毛主席语录》作为毛泽东的敬言敬物,处处可见。但是如果出了差错,就要遭受严重的处分。韦梅雅丈夫的一位战友晚上上厕所,随便拿了一张报纸做手纸,没有看到上面有毛主席语录,结果第二天被查出来,认为他侮辱伟大领袖,是反革命,被判了刑。

  在解放军报社工厂为《毛主席语录》作校对的张凯夫,在不需要排版的毛主席头像旁打了一个“×”,按照编稿习惯,意思是不用头像只用文字,结果被《解放军报》造反派抓住批斗,关进了牛棚。“那时候考核我们的工作,首先就看学习语录是否合格,所谓‘一好带四好’,只有语录学好了,其他一切才能好。”韦梅雅认为,这些情况的出现,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有关,也跟一些人不遗余力地搞个人崇拜有关,他们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搞成了一种形式主义,谁在形式上更出格,就显得更忠诚。

  《毛主席语录》也使一些人获得经济利益。英籍华人、英国光华书店创办人邓家祥就是靠卖《毛主席语录》发的家。1966年,他正在英国读书,同时利用休息日在伦敦海德公园出售中国书刊。出售最多的是小开本《毛主席语录》,“几千本、几千本地被人们买去”,包括英文、西班牙文、德文、法文、俄文,足有20多种版本。后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以阻碍交通为名,不准邓家祥摆摊售书。邓家祥索性在伦敦办起了中国书店,从此名扬海外。

  曾有媒体统计过,“文革”开始后的几年之内,国内外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总印数为数十亿册。《毛主席语录》成为“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印制,一度造成了国内纸张和塑料(制作语录封皮用)等物资的紧张。1966年至1970年,全国用于印制毛泽东著作的纸张就达到65万吨,比1950年至1965年的用纸总量还多5.66万吨。这仅仅是正式出版的用纸量统计,不包括全国各地私自编印和翻印用纸。一件广为人知的事情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连印刷考卷的纸张都没有,邓小平下令紧急调来印刷《毛主席语录》的纸张。

  停印

  大量印刷《毛主席语录》本身就与书中“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精神相悖,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有些担忧。1967年6月18日,毛泽东对出国人员谈话时说到:“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和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不错,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1968年,毛泽东对有关对外宣传工作做了多次批示,提出“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的意见。

  1969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做报告时说:“已经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我看是城市多于农村,高级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一般干部多于群众……城市的干部家里有《毛主席语录》十几本,这不是浪费吗?……现在讲究哪个厂出的,哪个地方出的,净从形式上去挑。还有拿语录送礼。”1970年9月2日,周恩来接见中央外事、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提出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8月27日下午版上刊有林彪的一句话,“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对新华社军管组组长说:“这句话主席不让用,1967年、1968年还发过文件……以后《参考资料》上语录不要用了。这件事中央常委曾商讨过,并且请示过主席。”当得知这条语录是从《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书中摘抄时,周恩来说:“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不许乱编毛主席著作,不许随便编印没有公布的主席指示,这本子未经中央批准,是私货,要收回。还有那些未经中央批准随便乱印的本本也要收回。”

  此后,军委办事组很快从解放军三总部和在京的各军兵种中抽调人员,负责调查和回收未经中央批准、非法出版的毛泽东著作。

  1971年9月,林彪乘飞机外逃,途中机毁人亡。人们开始陆续撕去1966年版《毛主席语录》中林彪写的前言。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获得一本128开的《毛主席语录》,发现林彪的题词和两页前言已经被撕掉。现在市面上已经很难找到一本完整的《毛主席语录》。

  197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

  停发《通知》就像一把时间的切刀,干脆利落地切割出两个时代。《毛主席语录》在新华书店门市部消失,在官方活动中消失,从教科书扉页上消失,从人们口头上、手掌上消失,以至渐渐成为民间收藏品。2002年,一本《毛主席语录》在苏富比拍卖行卖出了15535美元的高价。这种“千金难求”的情形仿佛在提醒人们,那个人手一本“红宝书”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

  烙印

  1979年,29岁的姜昆和52岁的李文华创作出了对口相声《如此照相》。其中一段对话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文革”期间人们开口便提毛主席语录的无奈:

  “为人民服务,同志,我问点事。”

  “要斗私批修,问什么事啊?”

  “灭资兴无,我照个相。”

  “破私立公,照几寸?”

  “革命无罪,3寸的。”

  “造反有理,您拿钱吧。”

  “突出政治,多少钱?”

  “立竿见影,6毛3。”

  “批判反动权威,给您钱。”

  “反对金钱挂帅,给您票。”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谢谢!”

  “狠斗私字一闪念,不用了。”

  这种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可谓非常大胆,创作者的心头难免紧张,但结果正如姜昆说的那样:“没想到这个小相声竟赢得观众百姓的广泛共鸣……我们在各地演出,现场可以用‘爆炸’两个字来形容,人们在笑声中把10年‘文革’的怨气扫得烟消云散。”一位老干部在接受采访时评价道:“这个相声说出了那个时代人们想说却不敢说的话。”

  随着时光流逝,今天“50后”“60后”再回顾 《毛主席语录》时,不得不承认《毛主席语录》给他们的一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毛主席语录》中的某些话,在剥离了时代外衣、政治外衣后,本身包含着充满智慧的人生哲理。这些话对拥有丰富人生阅历的“50后”“60后”来说,至今仍是影响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精神财富。

  一位部级干部曾在一次与青年代表的座谈中说:“青年时代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要多读书。我们青年时期书很少,能读到书的机会也很少。我们的‘童子功’是什么呢?就是《毛主席语录》,天天学,读得滚瓜烂熟。那时候我就认定,学《毛主席语录》也是学习。现在看起来,那确实是很重要的学习。”他在谈到对青年的寄望时,两次引述毛主席语录。一句是“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以此劝喻年轻人宽容待人,“虽然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背过这句话,但只有到了一定年龄后才深刻地理解它。”另一句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劝喻年轻人扎实肯干,“这句话是至理名言,现在当然不需要年轻人付出生命,但是你要读书学习,就得牺牲上网、上微信、看电视的享受;你要钻研业务,就要牺牲其他方面的个人爱好。不牺牲,就得不到。”

  “红宝书”也融入了第一代企业家的性格里。联想的柳传志、华为的任正非、娃哈哈的宗庆后……很多都是《毛主席语录》的“信徒”。史玉柱自称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头号粉丝”,20世纪90年代,他经营巨人集团时,曾仿效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采用的军事体制,在深圳设总指挥部,各级经理都改称“方面军司令员”或“军长”“师长”。

  《毛主席语录》的战斗性使它在另一个群体——中国军人,尤其是鹰派军人中留下了深刻影响。出生于1950年,曾任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的罗援少将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毛主席语录》中最豪迈的一句话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61年出生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蒋建农,青少年时期赶上“文革”的尾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参加工作,后来长期从事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从学者的角度出发,他认为《毛主席语录》到今天依然是经典。“因为它经过了分类,按照体系去摘编,就像《三字经》一样,是把毛泽东思想里的一些精华摘了出来。把它作为一种辅助读物,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毋庸置疑,那个年代的教育对我们的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罗援少将说:“白求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愚公移山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座右铭,也是我们做人的原则和根本。造神运动是一种狂热,而狂热冷却过后,是一种更为理性的思辨。金子总是要发光的。相信无论什么年代、在什么历史条件下,《毛主席语录》中一些不朽的篇章仍然有生命力,因为它不仅是伟人的著作,更是哲人的思想,它阐述了做人的一般道理,倡导了起码的、值得坚持的公德和道义。”

  遗产

  在绝大多数“70后”“80后”的记忆中,已经没有了《毛主席语录》的身影。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代人,经济取代政治成为他们生活的第一要义,《毛主席语录》变成了一个遥远的词。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80后”中调查:“你知道《毛主席语录》吗”,一部分人茫然摇头,一部分人表示“听父母说过”。当记者再问“你知道‘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吗”,结果人人都知道,但几乎人人都惊诧它竟然是《毛主席语录》里的。

  也有一部分“80后”翻开过“红宝书”,用一种和父辈截然不同的目光审视它,其中主要是年轻学者。3年前,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专业的博士生张峥出于好奇,在学校门口的旧书摊前第一次拿起了《毛主席语录》。“虽然没有亲身经历那个年代,但一翻开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战斗气息。最初对它的感觉都是教科书式的,与‘个人崇拜’‘造神运动’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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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跟随导师深入学习后,张峥开始更加客观地看待《毛主席语录》。“我觉得它像雷锋一样,是一份逐渐远去的遗产,也是一个时代印记,一个政治符号。正因为是政治符号,所以今天它还被一些人简单理解成‘文革’的代名词。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代人也是伴随着语录里的一些话长大的。比如从小教室黑板上贴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老师在考试前、比赛前喜欢对我们说的‘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等。去除政治的功用,《毛主席语录》还是具有美育价值的。”

  除了年轻的研究者,还有一些“80后”是兴趣使然,主动翻开“红宝书”。青年历史作家张忆安等人提到,中学时代正值“伤痕文学”的尾声和“红墙读物”的兴起。这激起了大家对毛泽东的好奇。“当时到处都是‘走下神坛’的书,我们就很想看看《毛选》到底怎么样。看完后发现,毛泽东的话有不少充满哲理,印象最深的就是收进《语录》里的那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70后”“80后”注定不是带着深厚情感看待《语录》的一代人。这让他们对《语录》少了温暖的情怀,鲜有激越的批判,能够轻松地区分“《语录》本身”和“滥用《语录》”两个概念。在他们眼中,除了带有冷战背景的一些话,《毛主席语录》就像一本“名言警句集”,读来颇有收获,比很多流行的成功学书籍更实用。